淘金客

　　据说，刘小东因为《三峡新移民》第一次出手时尚不及100万元，所以面对该画2200万元的天价，郁闷地认为“中国当前的艺术品拍卖市场火爆得有点畸形”;张晓刚因为《天安门》在上世纪90年代卖给海外藏家时不过5000美元，所以面对该画1912万(港币)的天价，惊诧地感慨“他们是不是疯掉了”……作为中国最炙手可热的当代艺术家，刘小东和张晓刚的看法颇有代表性。看着创作者自己也被高价吓到，人们不禁要问：“谁赚去了中国当代艺术的钱?又是谁在炒作中国当代艺术品?”

　　制造疯狂的海外藏家

　　虽然难以摆脱“圈钱”或是“文化侵略”的嫌疑，但不容否认，海外藏家和画商对中国当代艺术品近乎疯狂地追逐遥控了国内藏家和投资者的热情。

　　“缺乏主见”“盲目跟风”，在常天鹄看来，大多数追捧中国现当代艺术品的国内买家都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评价恰恰显示了国际市场对于中国的影响力和本土现当代艺术收藏的先天贫血。

　　事实上，中国当代艺术品市场兴起于2005年，其舞台主要局限在拍卖会。然而，短短两年光景，从最初拍卖现场门庭冷落，到后来不得不限制入场人数;从最初一场专场拍卖的成交额不过200万元，到后来一场拍卖的成交额轻松过亿，中国当代艺术品市场似乎已经进入疯狂的巅峰期。

　　一个故事多少能够说明些问题。2004年，艺术市场评论家Alberto Fiz在米兰看到了张晓刚的作品，标价5万美元。当时，Alberto与朋友们一致认为，对一位年轻的中国艺术家而言，这样的价格有点高。不过，让眼光老到的Alberto颇感意外的是，2006年，张晓刚的作品在纽约卖出了100万美元。几个月后的2007年年初，张晓刚的《同志》卖到210万美元，与拉斐尔等大师的作品平起平坐。

　　让许多人疑惑的是，究竟是什么力量将中国当代艺术品推向疯狂?作为现当代艺术专家，常天鹄给出的第一个也是最为重要的原因便是国际市场的影响。或许应该这样说，这种疯狂并不是中国人自己制造的，而是那些国际藏家的“杰作”。在香港苏富比参与开创了第一个中国当代艺术拍卖专场的专家林家如说，热衷于此的收藏家中，30%左右来自于欧美。也就是说，中国现当代艺术这种“出口转内销”的特殊走热方式是以一定数量的欧美收藏家为基础的。

　　“这两年，当代艺术品拍卖火爆，但好的作品几乎都被国外藏家买走了，国内的拍卖行、画廊大多是在围着西方的棒子转。”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说得直白。这话不假!事实上，中国当代艺术品的最大货仓不是在内地，而是在中国港台地区以及日本、新加坡和欧美国家的收藏家、画商那里，号称“中国当代艺术品最大藏家”的就是一个名叫希克的“老外”。据说，这个瑞士人用十余年时间收藏了180多位中国当代艺术家的近2000件艺术品，此人的狂热大概能够从下面的叙述中看出些端倪——2005年11月，在北京嘉德秋季拍卖的油画专场上，画家陈衍宁创作的巨幅油画《毛主席视察广东农村》从200万元起拍，经过30轮激烈竞价，最终以1012万元的价格成交，而那个“笑到最后”的人正是希克。

　　从2001年起，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艺术品市场日渐红火，“中国概念”也从那时开始为人关注。让“老外”深感惊讶的是，对于当代艺术，中国的官方机构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包容性——前卫的艺术家们纷纷被正规而隆重的艺术大展吸纳，官方甚至主动举办双年展以推动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一些经验老到的海外藏家、画商从中嗅出了商机，是时候在中国内地艺术市场展开“圈钱”运动了。对那些人而言，中国当代艺术品就如同“原始股”，随着行情看涨，其身价将与日俱增。

　　顺理成章地，中国当代艺术品成为国际资本竞相追逐的对象——在纽约、伦敦、瑞士等西方国家活跃着无数私人藏家、艺术投资基金以及公共收藏机构，他们不断地斥巨资收购，使中国当代艺术品的价格不断攀升。与此同时，他们也老练地布阵造势，从策划国际大展，到在拍卖会上大放“卫星”，做足了学术、舆论氛围，让中国的收藏家和投资者看得垂涎三尺，继而有步骤地出货套现。

　　无论是在国际拍卖市场上，还是在开拓中国艺术代理布局中，各路资本各显神通。据了解，国内不少知名艺术机构的“财神爷”就来自海外。2006年，在中国成立艺术基金几乎成为一种潮流，有人甚至称之为中国的“艺术基金元年”。除此之外，一些海外资金也通过设立奖项、冒充学术或公益的方式绕开画廊制度，低价吃进艺术品。还有一些野心勃勃的海外艺术基金已经开始在北京、上海考察场地，准备建立常驻机构乃至艺术空间。于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出现了——通过各种方式进入中国的海外资金将根植于中国语境的当代艺术品带向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