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为一名受到康熙帝礼遇的外国使节，尼古拉所接触的社会阶层不会低，但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家具却只有金漆镶嵌木箱以及因含漆量多少而颜色深浅不一的广漆（按：即大多数杂木家具表面所使用的涂料）家具。据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硬木家具在清代早期时存在的生产低谷。
从清兵入关至海禁的结束长达四十年，这是一个不算短的时期，漆饰家具的风格已经烙上了新王朝的印记。
清兵入关之初，农民起义军在撤离北京时，焚掠了明朝的皇宫，三大殿等中路主要建筑的毁坏尤重，清朝定都北京以后，即加以整修和重建。为了适应满族统治者的生活习尚、审美情趣和政治需要，北京宫殿的室内格局和家具造型深受沈阳故宫的影响。靠窗的大炕和强调满族君主正统权威的宝座设置增多，原明宫里陈设较多的各种床榻则明显减少了。清宫家具的高度、体积和重量普遍超过了明代，室内陈设突出营造雄伟庄重与威严震慑的氛围。这些变化不仅影响了北方中、高档家具的制作风格，就连南方生产的硬木家具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波及。当这些家具被认为是明代制作时，那些风格与之存在差异的明代漆饰家具则往往被视为落后地区生产的非主流家具。其实，后者的山西等产地在历史上也曾是富庶、时尚的华夏文明胜地，流入了相当数量的硬木家具，当地所生产的漆饰家具则是与其他发达地区的家具造型风格基本同步的佳器。
欣赏古代艺术品不能脱离它们的时代背景。明代漆饰家具的造型、纹饰和用料反映出当时的历史条件和人们使用、审美的要求，同明式硬木家具是历史演变与时尚更替的关系，艺术风格和水平虽有差异，但春兰、秋菊，皆为奇葩。
笔者认为，如果把《山西传统家具·可乐居选藏》（美·柯惕思编着）一书所刊载的，以及散见于台湾的《典藏》（熊宜敬主编）、《艺术新闻》（郑乃铭主编）等杂志中的许多明代漆饰家具判为某地（譬如山西）生产的家具则可，视为地区性家具则不宜，因为它们具有明代家具普遍共有的特征，即使与明代后期江南书肆刊刻的书籍插图中的家具相比，风格也基本一致。视它们为地区性家具的看法，与把因为得天独厚的条件而在山西境内留存的唐代佛殿、宋代彩塑和元代壁画等视作非主流的地区性文化艺术一样不适当。究其原因，就是将清作的家具断代超前所导致的年代错位和审美排斥。
明式硬木家具广泛流行的鼎盛时期是在清朝康熙二十年（1681）五月，清军广东水师擒杀南明总督周胜、总兵陈曾，攻占海南岛，对其特产的降香黄檀（黄花梨木的最佳品种）资源进行了掠夺式的开发之后。而康熙二十二年（1683）平定台湾，次年解除海禁（以上政局变化见《清史编年》第二卷，林铁钧、史松主编），则更为降香黄檀及其他硬木大批输入内地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宝岛海南省是热带林木的王国。清人屈大均在康熙中期所着的《广东新语》卷二十五中说：“海南五指之山，为文木渊薮，众香之大都。其地为离，诸植物皆离之木，故多文，又离香而坎臭，故诸木多香。”又，“海南文木有曰‘花榈’者，色紫红，微香，其文有鬼面者可爱，以多如狸斑，又名‘花狸’。老者文拳曲，嫩者文直。其节花圆润如钱，大小相错，坚理密致，价尤重，往往寄生树上，黎人方能识取。产文昌、陵水者与降真香相似。”
古文的断句很重要，这段文字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降香黄檀与香料、药材中的“降真香”相似而非一物；第二，降香黄檀中最贵重、花纹最美者，往往是寄生着其他植物，营养十分缺乏，生长极其缓慢，实为宝中之宝。
海南岛古称“琼州”。明朝时，黎人与官府长期对抗，屡平屡叛。据名臣海瑞言，官府仅能控制方圆三、四百里，尚不及未占地区的三分之一大（见《广东新语》卷二）。俄国特使尼古拉在清代早期搜集的关于海南岛的情报也表明，“汉人（按：指南明政权的人）仅仅控制了海岸”（见《中国漫记》第199页），而且，他在海南岛的各类物产报告中并未列入花梨木。据明人何士晋在万历晚期编撰的《工部厂库须知》卷九中记载，明廷向开发硬木资源较早的广东省所征调的花梨木岁贡只有区区十段（他省皆无该项岁贡），且与其他硬木均为等额入贡，表明在当时，以黄花梨家具为主流的硬木家具时尚大潮还没有形成。
多种文献资料均显示，明朝对海南岛的降香黄檀资源并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开发。据明人王士性在万历中期编撰的《广志绎》卷四中记载：“（铁力、花梨、紫檀）三物皆出苍梧、郁林山中，粤西人不知用而（粤）东人采之。”可见在明代后期时，被开发的主要是岭南地区的硬木资源。那些明代制作特性明显的黄花梨家具，材质往往并非产自于海南岛的降香黄檀。例如，学者张德祥先生在《张说木器》（春元、逸明编）中提到有黄檀型黄花梨，“色淡黄，质细色浅纹理不明显。多见于较早期的明式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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