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30年间，文物收购形成过两次巨大规模。有老师傅回忆说，前一次是公私合营以后，出口公司的一个收购站，一天就能收上来两卡车，之所以要收这么多，就是为了出口换取外汇，这也是当时文物部门的主要利润来源。当时的文物商店是工艺品公司的一个部门，从1956年开始，工艺品公司和首饰公司每年创汇几个亿，作为工艺品出口的古董中也有一些是有文物价值的，20多年后才重新调整了可出口的文物界限。第二次是在1978年之后，“文命”结束后，文物收购点恢复，北京在大葆台、十三陵、法源寺等处建了几个临时库房。现在翰海拍卖公司的赵师傅在这一年从商店调到了收购部，她说，那时候全国各地来北京送货的农民排成队，有时候一天能收三卡车。这时收购的价格仍然很低。他们每天从财务科取200元，下班的时候到财务科交账，多退少补，但一般情况下200元可以支付一天的收购。

　　公私合营后，整个琉璃厂冷清了。1960年文物商店成立后，上面指示要让琉璃厂恢复热闹，整条街被油漆了一遍。之后，每年春节都开一个展览会，在把有收藏价值的文物送交博物馆之前，先让领导、行家们浏览。展览会在宝古斋、韵古斋、庆云堂等店里举办，景严记得经常来看展览的人包括康生、陈伯达、邓拓、吴晗、田家英、吴作人、李可染等。此外，一般市民和老收藏家因为展览会不卖展品，也就不来看了。如张伯驹这种大藏家，出让的多，几乎不再收新的了，一是没钱，二也是害怕。

　　内柜、外柜就是在这个时期区分出来的。1938年参加革命的辛老先生，解放后在国务院外办任职，他说，那时候在高官中有一个古董沙龙，康生是班长。他们经常一起到各店的内柜去选购，也经常在一起讨论。邓拓在宝古斋买画最多，有时候下班晚了，夜里零点他还是要来，宝古斋有专人陪他。他也曾在店里换货，因为出让的画比他买的时候高，在“文革”打倒他时，有一个罪名就是投机倒把。景严说，他们在内柜出售的文物一般定价是高出收购价的20%，5元收购的，6元出售。康生曾在悦雅堂买一件宋代拓本，标价只十几元。郑板桥画竹石的大幅中堂标价100元。

　　但显然中柜的生意冷清至极，处于全民所有制中的普通公职人员，少有剩余财力购买基本消费以外的物品，以至于在文物商店工作几十年的老师傅现在根本回忆不起曾经有中柜的存在，这与内柜的大交易量形成了一种意味非常的对比。

　　几乎与内柜兴旺的同时期，1961年，国务院发布了《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第一条就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内，一切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文物，都由国家保护。第十五条规定，对保护重要文物有功或者捐献重要文物的单位或人员，可以给予表扬或者适当的物质奖励。这个具有法律效力的条例，明确了文物的国有归属，私人不再拥有收藏文物的法律权利。由于文物不在合法的交易范围内，所以无论是收购还是内柜，实际上都不再具有真实的市场价格，也不再有市场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