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权回来的时候

　　经历了自毁家传和多年的过度出口，本不可再生的文物存量问题出现了，不加以控制，就可能造成近200年来某些文物的历史空白。1981年国家文物局递交上级一个请示报告，报告文物处境:根据过去规定，1795年(乾隆60年)以后的部分存量较多的一般文物可以出口，但是近几年来每年出口较多，有些文物在国内存量已日益减少。如不少博物馆收藏文物，由于库房和设备严重不足，长期露置在院中或棚下，风吹雨淋，造成严重的自然损坏。有的名贵书画，由于存放条件太差，也发生潮霉。而文物专业人员一直不被当做科研人员对待，不少地方的文物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

　　30年间，文化记忆在双重的改造中被割断。“文革”劫后余存的一些器具，难有人识得，即使是琉璃厂的员工也欠缺培训。宋师傅记得在地安门一个老太太家收了一个雪花蓝大碗，当时定价5元，拿回店里后经多位专家辨识鉴定为国宝，有记载说这种碗中国曾有两只，一只在台湾，第二只一直不知下落，老太太家的正是这只。连老太太本人也不知道它的故事，在那样一种文物认识的畸形环境里，没人再愿意向家人讲解可能招灾的故事。文物中所有的辉煌已经褪色为重重疑虑。

　　文物商店开始真正营业，成为境外旅游者必要光顾之地，同时内柜服务也恢复了。1984年，琉璃厂完成翻建扩大，但是与预期不符的是，由于街面扩大，非文物部门的“三产”进入琉璃厂，经营旅游纪念品。琉璃厂看似恢复了生气，而作为当年最大的古董市场，其盛不在新或旧，而是一股寻古访宝的悠悠雅风。经营旅游纪念品在某种程度上冲撞了文物生意，文物本来已不被人识，与旅游商店相比，经营文物的氛围淡而沉静，少有人光顾，翻建之后反而有些衰败。

　　为了扩大内柜，这一年，各门市的内柜从各门市分出来，集中到虹光阁，面向更大范围的国内客人。虹光阁向社会发出了一个信号:文物可以重新交易了，但是原有的规矩还保留，买东西要拿户口本，填表。并且只可以买，不许转卖。虹光阁开张那天，一件康熙官窑标价只有400元。虹光阁的法律依据是1982年的《文物保护法》，这是中国第一部关于文物的专门法。在这部法律中有专门针对私人收藏文物的条文，条文规定，私人收藏的文物，严禁私自卖给外国人。私人收藏的文物可以由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指定的单位收购，其他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经营文物收购业务。其实来到虹光阁的人还是原来内柜服务的高层官员、知名文化人。渐渐多了两种人。一种是倒爷，他们是来送货的，倒爷的货源一部分来自查抄退赔的，一部分是“喝街”收来的，还有一部分是农民往城里带的。与虹光阁同时出现的文物贩子，其实也是惊魂未定，他们买卖文物急于变现，为的是摆脱贫困。变现的最快渠道是来中国旅游的外国人，而这在当时是违法行为。对比1950年的相关法令，1982年的保护法等于在法律上归还了私人收藏的权利，但购买文物的权利并不清晰。所以收藏文物依然不是一种真正的合法权利，当时并没有多少人接受虹光阁的这个信号。即使有人有收藏愿望，但没人知道虹光阁。赵师傅说:一直到90年代初，一年的交易额只有几十万元。“东方朔偷桃”的一个竹雕，在虹光阁标价3000元，放了3年，没人过问。1994年翰海拍卖公司的首场拍卖会上，这件竹雕卖了30万元。

　　1992年，由北京市政府组织了一场文物拍卖会，才真正改变了文物模糊和自我否定的身份。相关的法律要滞后到2002年对《文物保护法》的修订，在这次修订中规定，公民个人收藏的文物享有自主处理权，可以通过继承、赠与、买卖、交换等合法手段进行处置而不受干预。允许公民个人收藏的文物进入市场流通领域，允许建立规范的、除国家专营外的文物市场，并赋予其合法的地位。个人对文物的收藏权利才得到确认。文物的身价从1992年开始飞升。

　　但在文物低谷中受益的马未都知道，他们与老一代收藏人比，现实是严重的先天不足。过去的收藏人都有系统的国学、美学教育，老一代以品鉴文物为雅，相互沟通，交换知识和心得，而80年代交易文物的人是文化断裂中浑然长大的一代，因此也不会有良性的收藏环境。不少拜访者曾追问过朱家先生捐献家藏的真实原因，他说当他看到先祖朱凤标写的联文“种树类培佳子弟，拥书权拜小诸侯”时，才算明确了多次解释未尽的意思。他们以深厚的学养和财力增加着文物中延续的文化精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