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霜簃，是程砚秋先生的字，他也以此命名自己书房为“御霜簃”，程先生去世已经快半个世纪，他的儿孙依然在这座百年老宅中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普通人路过朱漆大门前，只能看到门口“程砚秋故居”的牌子和西四北三条39号的门牌。

　　70年的老宅

　　胡同的名字很平常，西四北三条，整条胡同里都是古老的四合院，大门终日敞开或者虚掩，胡同口的光头老人悠闲地喝着酒，几个老太太围在白薯摊前，操着地道的京腔讨价还价，任何一名游客都可以推门而入。从东口往西走，在胡同的尽头却有一个特例。

　　39号的门牌丝毫不起眼，同样灰色的院墙，朱红色的大门一直紧闭着，15点刚过，一位高个子老人走出来，考究的黑T恤有些与众不同，走向门口的一辆白色捷达车，开车、点火、扬长而去。车大约一个小时后又返回来，一个小男孩蹦蹦跳跳跑下车，老人停好车，按响门铃，两人又迅速消失在门后。

　　在很多邻居眼中，“平时很少见他们家开门，也很少跟我们这些老百姓说话，见面就是打个招呼”。这个院子就是“四大名旦”之一的程砚秋先生的故居，那位开车老人，就是程砚秋的次子程永源。

　　敲门后，得知记者身份，程永源方才打开大门。绕过照壁，就是一棵枝繁叶茂的柿子树，“这是64年前我和父亲一起种的，父亲说院子里种棵树会有些生气，还可以乘凉，我们就去护国寺买了一棵柿子树苗，转眼这么多年了”。

　　前院的西厢房是程家的厨房和餐厅，老人就在这里接待访客。一件小柜子一样的家具很惹眼，“这是古代的冰箱”，打开门，里边包着铁皮，底部是盛冰的箅子，“夏天时候，放一块冰，再往底下放一个接水盆，差不多可以用一天”。如今，“冰箱”和红木花架、书桌等老家具已经成为装饰品，和“宜家”的家具一起摆在房间中。

　　东厢房是程砚秋先生当年书房，就是“御霜簃”，当年这屋顶上养了很多鸽子，程砚秋先生就每天看着鸽子飞翔训练眼神。北房是当年的会客室，如今已经成为程永源与夫人的卧室。房子外观依旧古朴，透过绿色的窗棂，依稀可看到里边一排排颇具现代气息的书架。

　　“母亲带着我们几个孩子住在后院北房的西侧屋里，父亲住在后院的东耳房。”穿过狭窄的中院，就到了当年程砚秋一家人居住的后院，打扫得很干净，却无人居住，显得有些萧索。

　　两次上交的老宅

　　说起买这座房子，还有一段历史。“我父亲是中国戏曲界第一个走出国门的人，1929年，他就想出国演出，国民党的李石曾表示支持，父亲就开始积极准备。”为了演出，程砚秋还购置了一大批行头、道具，设计了可以折叠的桌椅，方便运输。不料忙活了一年多，却得到答复，“只能我父亲一个人去，不许带着剧团出去”，苦心准备的道具派不上用场，“只能独自踏上赴欧道路”。等程砚秋从国外演出归来，这些道具存放却成了难题。当时一家人还是租房子住，搬来搬去很不方便，程砚秋“就想买一套房子放那些道具”，于是，在1938年买下了当时还叫报子胡同西口的这个小院，那一年，程永源刚刚10岁。他还记得和父亲看房子，还带了一个风水先生，风水先生拿着罗盘，边走边看，程永源印象深刻的是，走到西厢房和北房的交界处，他指着房顶对我父亲说，“您看，这都是黄松的，不易腐烂”。

　　解放前，程砚秋在海淀、珠市口等地都有房产，青龙桥还有一座房子和18亩地，本来程砚秋打算在那里办一所学校，不料受到当地地痞流氓骚扰而停办，这处房子暂时闲置下来，到了抗日战争时期，程砚秋为躲避日本人，就住在青龙桥的寓所中务农，被传为佳话。

　　1956年冬天，程砚秋作为人大代表访问苏联回国途中，周恩来建议他入党，愿意做他的介绍人。程砚秋要把所有的房产和地产全部上交国家。“我父亲对总理说，从前买那么多房子是为了保值，现在孩子又不在身边，用不着了。周恩来表示，你们全上交了，国家还得再给你们分房子”，这样，报子胡同的老宅才被保留下来。

　　“文革”期间，红卫兵在北京四处抄家，程砚秋先生已经去世，只剩他夫人还在老宅里住，老太太再次提出要把房子交给国家，国务院办公厅经讨论，最终同意他的家具由国家“暂时保存”，贵重物品开三联单，房子留给程家居住，西城纠察队为此还在门口贴了一张告示，避免了红卫兵的冲击。

　　即使如此，这里后来还是变成了查抄办公室，又过了一段时间，三个当权者借住进前院。“屋子里养狗养鸽子，又脏又乱，没人打扫。”那时程家的大儿子远在法国，三儿子在香港，程夫人只好去找在机关工作的二儿子程永源，“你赶紧回来吧，家里已经不成样子了”。于是，1969年程永源一家搬回了老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