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强：从包工头到中国首富 2007年4月20日，香港联交所。
53岁的杨国强特意打上一条红领带。17岁前，他没有穿过鞋，也没有新衣服，为省7分钱的饭钱，中午放学还要走一个小时回家里吃；多年以后，头顶微秃、刀眉稀疏的他依然保持着农民的生活习性，不爱穿西装，开会喜欢脱掉鞋袜，盘腿而坐。
杨国强身上那套价值不超过3000元的竖纹双排扣黑西服，在香港媒体群闪的镁光灯下焕出质感，少有露面的杨国强端着酒杯，笑靥如花。
这一天，碧桂园成功“过海”上市，作为碧桂园董事局主席兼创始人的杨国强与内地、香港的众多政经要员悉数到场，其中还包括杨的两位顺德老乡—恒基地产主席李兆基、新世界发展主席郑裕彤，这两位投资大鳄各掷10亿港元认购碧桂园新股，带动68万散户股民的追捧热潮。
当日，内地第一大地产股——广东碧桂园(2007.HK)报收7.27港元，大涨35%，以160亿股总股本计，碧桂园资产总市值达1163.2亿港元。而拥有碧桂园95.2亿股的杨国强的二女儿杨惠妍，以超过692亿港元的身家成为内地新首富，年仅25岁，就已轻松超越张茵。
这一天，杨惠妍并未出现，人们在杨国强匆忙离开的随从中找不到她的身影。这位年轻女富豪，杨国强家族的股权代持有人，同许多地产企业的财富累积之路一样，成为一个藏起来的谜。
原富：从穷小子到“BOSS杨”
《羊城晚报》副总编陈心宇在10年前与杨国强相识，至今仍私交甚厚。
在陈心宇的印象中，杨国强看上去朴实，甚至有点儿土气，中年秃顶，衣着普通，个子在广东人中算是高的，说起话来满口“德语”(广东人对顺德话的戏称)，说不好普通话。表达方式很“老广”。
在多次的交往中，陈心宇了解到杨国强艰难而困苦的童年：因家境贫困，兄弟姐妹多，家里连7元的学费也难以交齐，他为此退过学；童年中，他从未穿过一件新衣服，哥哥们穿旧了的衣服，就是他的“新衣”；他也没有吃过一粒糖果，不知道“甜”是什么滋味；在他18岁以前，他还从未尝试过自己亲手花一分钱。
陈心宇说，当过放牛娃、农民、船工、水泥匠和建筑工的杨国强，谈起过去的苦日子，“只是微笑，而没有嗟叹和怨艾”。杨国强曾不止一次跟她提起自己的母亲，“妈妈她10岁时就卖给别人做婢女，直到去世时，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
1978年，这个出生自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的穷小子，在时任顺德县第二建筑公司负责人的大哥杨国华的帮助下，进了北滘公社房管所任施工员。6年后，升任区建筑队队长。到1989年，杨国强成为镇政府旗下——北滘建筑工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兼经理。
1988年、1989年，可谓是中国地产的初夜，那时大多数人都在等着单位分房子，房子的大小取决于职位的高低、工龄的长短，握有房子生杀大权的是房管科科长。
36岁的杨国强只是个小镇上的包工头，同一时间，比他大一岁的王石已经领着“万科”忙着进行股份化改造，忙着倒腾家电、生产录像机配件、遥控电气开关。在1988年11月，万科参加了深圳威登别墅地块的土地拍卖，以高出周边地块住宅均价的高价拿下一块地，签土地出让合同时，负责拍卖的官员望着王石，劈头就是一句：“怎么出这么高的价？简直是瞎胡闹。”另一边，29岁的冯仑带着一万台彩电的批条从北京跑到海南，成立海南体制改革研究所，试图闯出一片新天地的他，整天开着一辆破面包车到处转悠。在深圳折腾了一年多而无起色的潘石屹转投到冯仑门下，那一年，他25岁。19年后的10月8日，他的“SOHO中国”也紧跟地产企业新潮流，在香港主板上市。
比杨国强更低调、更神秘的合生创展老板朱孟依，在当年就已经是身价百万的一方富豪，29岁的朱孟依在老家广东丰顺县城挖到了第一桶金。那时，丰顺县城商业刚刚兴起，不少人都去摆摊做生意，朱孟依想：要是能够将摆摊集中在一个地方，既热闹又方便。于是他去找镇政府，提出由他出资建设商业街，只要求将业主租金提成。他拿到了“订单”。
邓小平南巡之后，一股自海南发轫，蔓延全国的开发区热，形成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圈地运动，倒卖批文、炒卖地皮成为中国倒爷最快的暴富手段。1993年，杨国强的建筑公司为顺德三和物业发展公司带资建造了近4000套别墅，房子位于顺德和番禺交接处，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到了下半年，中央针对股市和房市的泡沫进行调控挤压，银行被勒令与自办房地产企业脱钩。此种情势下，投资逾亿的碧桂园项目面临“死火”状态。当杨国强向开发商索要工程垫付款时，三和股东们玩了一个小伎俩——让杨销售别墅，以销售收入核销建筑成本。
在新华社记者王志纲“给你一个五星级的家”及开办贵族学校的策划辅助下，碧桂园被意外“盘活”。所谓因祸得福，杨国强和他的建筑队自此由造房者变成卖房者，最终一步步造就杨国强的首富机缘。杨国强也在被同辈叫做“强哥”，晚辈叫做“六叔”，乡里人叫做“Boss杨”，下属叫做“杨主席”中，悄然完成财富的原始积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