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寓转角是宽大的弧形阳台，张爱玲最喜欢在这里俯瞰静安寺路，傍晚看“电车回家”——一辆衔接一辆，像排了队的小孩，嘈杂、叫嚣。深夜，“百乐门”飘来尖细的女声“蔷薇蔷薇处处开”。沈寂说，当时上海已经沦陷，租界里也成日封锁，甚至五天五夜不许进人进车。
有一次，一个孩子病了，要出去看医生，结果封锁了足足4个小时，孩子死掉了。这里的生活并不像张爱玲笔下那么悠闲。从常德公寓漫步过去，十来分钟就可以踱到《色·戒》的场景里:“义利饼干行地街到平安戏院……对面就是‘凯司令’咖啡馆，然后西伯利亚皮货店，绿屋夫人时装店，并排两家4个大橱窗，华贵的木制模特儿在霓虹灯后摆出各种姿态。”这些场景都集中在从陕西北路至石门路的短短200米内，是静安寺路最昂贵的地段，到现在也如此。
“凯司令”咖啡馆开在1025号的静安别墅的沿街铺面，几十年不变。说起静安别墅，原是潮州会馆的墓地，后又为英国人的养马场，1926年由南浔富家张家购得这块地皮。现在仍保留了新式里弄结构，一座座3层红色砖木小楼排列整齐，总弄和支弄垂直交叉。据住在这里的老人介绍，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这里是银行职员的聚居地，“为什么当年叫别墅呢，也得有钱人才能住得起，一栋房子要几十根金条”。张爱玲写，汪伪分子易先生挑中这里，就是为了“不会碰见熟人，又门临交通要道，真是碰见人也没关系，不比偏僻的地段使人疑心，像是有瞒人的事……”
“凯司令”原为两个门面上下2层，铺面一个门面做门市，一个门面做快餐式的堂吃生意，正如《色·戒》中所写，“只装着寥寥几个卡位”，楼上情调要好一点，“装有柚木护壁板，但小小的，没几张座”。栗子蛋糕及芝士鸡丝面及自制的曲奇饼干是其镇店之宝。沈寂说，这里是当年电影演员、作家等文艺圈中人常光顾的场所，张爱玲及好友炎樱也常去。作家程乃珊说，《色·戒》里老易对王佳芝说“凯司令”是由天津着名西餐馆“起士林”的一号西崽开的，这话不错，实际上是3个西厨在30年代初合资以8根大金条开出的。3个人中有一位叫凌阿毛的，是当时上海滩做蛋糕最出名的西饼师傅，原在德国总会做西厨。中国人从来喜欢宁做鸡首不做牛尾，就与朋友合资开下这家咖啡馆，取名“凯司令”，确因当时有一名下野军阀鼎力相助他们拿下这两个门面。当年静安寺路上沿街门面不是你出了钱就可以租下来，这些公寓的大房东十分势利眼，一看3个老实憨直的上海伙计出身的要在这里开咖啡馆，怕砸了这一带店铺的牌子，不肯租给他们。是这位军阀以他的名义帮他们拿下这两间门面，店名便以一句笼统的“凯司令”以致感谢，意蕴长胜将军，还可暗喻自己店铺在商战中金枪不倒。
“凯司令”现在仍坐落在南京西路原址，沿马路的玻璃幕墙十分现代，门面扩大了几倍，咖啡座移到了3层。范经理告诉记者，现在的布局已经变化很大，原先的圆桌变成了长方形桌子，先前的封闭式木质结构变成了现在的大玻璃落地窗。只有房顶缓缓摇曳的金黄色吊扇可以觅得几分老上海的味道，几个“老克腊”临窗而坐。
“凯司令”斜对面的南京西路石门二路西北角，德义大楼下面，是“绿屋夫人时装沙龙”的旧址。德义大楼1928年起建，正是装饰艺术派在工业和建筑设计中最流行之时，墙面采用褐色面砖并镶嵌图案，立面还有饰带和4座人像雕塑，底商多为奢侈品专卖店。现在，“绿屋夫人时装沙龙”无处寻觅，据说，当时的“绿屋”是上海顶级服装店，经营策略十分独特，从衣服、鞋帽到各种配饰一应俱全，任何一个女子走进去，出来就能从头到脚脱胎换骨，但代价也是非同一般的昂贵。
郑苹如，万宜坊的美艳“女特务”
沈寂第一次来到常德公寓，是由与张爱玲相熟的吴江枫带来，谈话之际，从里屋出来一位男子，一身纺绸衫裤，折扇轻摇，飘逸潇洒，坐在一旁默默聆听。在路上他问吴江枫:“看张爱玲的神色，似乎并不愉快。”吴江枫笑道:“她不愉快，是因为我们在她家里看到了她的秘密客人胡兰成。”
常德公寓是张爱玲公寓生活的华彩段落，不只是在创作方面，还有和胡兰成的恋爱。沈寂说，当时关于张爱玲与胡兰成的恋爱关系，虽未公开，可在文化圈内已有传闻。在熟悉的朋友中，都暗暗为张爱玲惋惜，“怎么会爱上这样一个大汉奸？”沈寂觉得，在当时的上海，作家都在写救亡图存主题的沦陷区苦难生活，唯张爱玲却无政治意识地写公寓生活，也是异数。
胡兰成当时是汪伪政府的宣传部次长，对中统内部的一桩奇案——郑苹如刺杀丁默事件十分清楚，而且，这个案子的插手人之一、政治警卫总署警卫大队长吴世宝的老婆佘爱珍，还是他的情妇。胡兰成当时所处的特权阶层生活也为张爱玲提供了《色·戒》的素材:比如“一口钟”和“黄呢布窗帘”。上海档案馆编研室陈正卿研究员对记者说，上世纪30年代一直到解放前，国民党高官的姨太太们总爱穿黑呢斗篷，以显示自己的威严和权势。而孤岛时期，日本人控制着上海的货币，导致货币贬值严重，物价飞涨，布是紧俏商品。据说，当年汪伪部队找不到真正的黄呢子做军装，就到乡下收购那种黑麻布，回来用土黄色的颜料涂一涂做军装。小说中说到丁默用厚厚的黄呢布做窗帘，算得上是相当奢侈的了。
郑苹如住在法租界法国花园一带的万宜坊。当时汪伪政府中的媒体巨头金雄曾与郑为邻，形容说，万宜坊“活跃如邹韬奋。美艳如郑苹如，都是最受注意的人物”，而且，郑的玉照上过当时发行量最大的《良友》画报1930年总130期封面。上海社科院文学所陈惠芬对记者说，《良友》画报刚开始有些鸳鸯蝴蝶派的气质，只要长得漂亮，在交际场上还算活跃，家境算得上中产，就能成为封面女郎。郑苹如的侄子郑国季在南京路上的王开照相馆找到了姑姑的这张照片，这还是去年12月照相馆仓库水管爆裂时偶然发现的。王开照相馆副经理孙孟英说，三四十年代辉煌时，很多明星来王开拍照，也是《良友》画报封面女郎的定点拍摄地，“拍一张要6块大洋，当时可以吃一桌酒席”，但王开拍照并不收钱，作为回报，把明星们的大幅照片挂在橱窗里。
郑家从日本刚刚回到上海时，住在顺昌路太平桥附近，很快就搬到了重庆南路的万宜坊。陈正卿说，万宜坊离淮海路近，这里外国侨民多，复旦大学的前身震旦大学就在附近，而紧邻的淮海路更是当年洋人们喝咖啡泡酒吧的一条街。而当年张爱玲居住的静安寺路上虽然商业繁华，但各色人都有，鱼龙混杂，要比淮海路低一个层次。当年一个名牌大学毕业生刚参加工作的月工资是40银元，做到中层以后才到100银元，方可支付得起一层楼的租金。而郑苹如家独住一幢3层楼房，父亲月工资是800银元，在当时也算得上是富户人家。
陈正卿说，孤岛时期，很多江浙一带的乡绅富豪都逃到上海租界来，带来了很多钱，加之人们对明天的命运并没有把握，即便在公共租界里也并不是百分百安全，日本巡捕要当真来抓人也没办法。所以，当时富人们大多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今朝有酒今朝醉。据统计，孤岛时期的上海，酒店的数量和营业额都超过战争前，而全上海舞厅多达200多家，更是创造了老上海娱乐业的巅峰时刻。郑苹如的侄子郑国季说，郑苹如长得漂亮，又开朗活泼，成了小有名气的交际花，经常出入于百乐门、仙乐斯等上海滩着名的舞厅。
郑苹如算得上是万宜坊的活跃分子，但父亲的管教也很严格。郑国季说，邻居家有把电吉他，一天，郑苹如提出要去学，但父亲不答应，为此郑苹如还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哭了鼻子。“但是，只要涉及为国家做的事情，什么都可以牺牲，父亲并不多过问。”后来，郑苹如结识丁默后，曾有几次，丁默用自己的车把郑苹如送到万宜坊的家门口，郑苹如让丁默上家里坐坐，但出于警觉，丁每次都推脱了。
万宜坊看上去并没有什么大变化，仍旧是乳白色的石灰墙，星星点点的突起上挂满了尘土。万宜坊1928年建成，也属于新式里弄房，稍逊于花园洋房，但因为有了独立的卫生间，从结构上说比老式里弄房好得多。当时这里居住了很多文化名人，邹韬奋住在53号，往里走不远，88号就是当年郑苹如的家。现在的2、3、4层住了陈先生一家，1998年买下来的房子，若在当年要四五十万银元。屋子结构都没变，窄窄的木楼梯旋转而上，绛红色的油漆并没有脱落的痕迹，2层到3层的拐角处是间小格子间，据说是当年佣人的房间。跟随父母从日本回国后，郑苹如的大部分时光都在这里度过，3层就是她的房间。站在阳台上望去，可见一排排整齐的小白楼，而暗黄色的铜栅栏更增添了几分西洋气。但陈先生说，电影并没有在这里拍，倒是后来有几家媒体找到门来拍照。讲得多了，他也对郑苹如的家世有了些许了解，只是当时买房时并不知道，“这里原来是中统女特务的家”。
据万宜坊的门卫陈先生介绍，今年年初，李安的确带人来看过万宜坊的老房子，但电影却是在旁边的重庆公寓拍的。位于重庆南路185号的重庆公寓也是老上海住宅的典型代表，原名吕班公寓，当年曾住过美国着名女记者史沫特莱。当年的木地板已经改成了大理石地面，李安就找人重新铺上了木地板。由于当天要拍一幕雨天里地板上有一排皮鞋印的戏，但剧组的人却没人穿皮鞋，于是便拉来了陈先生，让他在崭新的木地板上走了一遭，“电影里那排皮鞋印就是我印上去的”，说起这些，陈先生颇有些骄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