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戈达尔被世人逐渐遗忘的事实，布罗迪很感概。他说得很正确：电影历史上，只有两名导演可以像戈达尔般，第一部作品就把电影的面貌完全改变。他们是拍《国家之诞生》（Birthof a Nation，1915）的格里菲斯（D.W.Griffith） 和拍《公民凯恩》（Citizen Kane，1941）的奥尔森·威尔斯（Orson Welles）。后二者的结局都是被流放国外。布罗迪彷佛看到戈达尔的命运也会一样，他把事后的那篇访问题作：《放逐天堂》（An Exile in Paradise）。
书刚到手，才读了它的序与首二章，很难准确地鉴定它的优劣。但从那五十多页的内容而言，起码可以说的，是作为一部评传，理查德·布罗迪似乎倾向“评”多于“传”。这点是可以理解的。正如乔纳森·卢森堡（Jonathan Rosenbaum）在《村声》周刊的书评指出，替知名电影人写传，大都会面对一个难题，就是一部电影牵涉的团队往往太大，更何况是个拍过数十部电影的人，要深入采访他们台前幕后的合作者，逐一细数电影人的终生成就，无可避免地将是一项巨大的工程。跟科林·麦卡贝相比，布罗迪最吃亏的地方，就是没有麦卡贝与戈达尔的深厚私交，这使得他的资料搜集再怎样丰富，最终还是缺乏了戈达尔的第一手材料。（事实上，他在2000 年采访戈达尔时，最后是被戈达尔突然中断的——跟戈达尔吃过晚饭后的第二天早上，他回到戈达尔的工作室，竟发现落地玻璃窗都被拉上了窗帘，上面贴了一张给他的字条：“戈达尔说他不能继续接受访问，因为那‘不是一个真正的讨论’，而且‘焦点含糊不清’。”）或许正是这个原因，麦卡贝花了几近其着作四分之一的篇幅，缕述戈达尔自童年迄拍摄《断了气》为止的三十年时光（他的formative years），布罗迪却只用了不及十四分之一。卢森堡认为，他在中段用了很大力气，企图从戈达尔作品的字里行间“阅读”他与第一任妻子安娜 ·卡莲娜的关系（包括性关系），未免有点那个。我在半年前主持的一个戈达尔课程里，其实也发现过戈达尔与卡莲娜那份爱恨交缠的关系，是他早期电影的一项大课题。所以姑且把卢森堡的评语记录在案，日后再作佐证。
布罗迪推崇戈达尔，觉得他后期胶卷的长片，成就与他“新浪潮”时期的奠基作不遑相让。这样的说法倒并不多见（最大的原因应与这些作品的inaccessibility〈不够亲民〉有关—不论是指其内容庞杂晦涩，抑或是指其狭窄的发行网络），但也许是本书的一大特色。布罗迪形容戈达尔在六七十年代的地位，引用了苏珊·桑塔格（SusanSontag），说他是“我们这时代最伟大的文化英雄之一”。Cultural Hero，真是一个久违了的名词。我是在想：嗯，咱这时代呢？咱的文化英雄，不论中外，又会是谁？良久我也想不出来。这，可能就是我们这时代的问题症结所在吧！的录影作品及几部混合了数码影像与胶卷的长片，成就与他“新浪潮”时期的奠基作不遑相让。这样的说法倒并不多见（最大的原因应与这些作品的inaccessibility〈不够亲民〉有关—不论是指其内容庞杂晦涩，抑或是指其狭窄的发行网络），但也许是本书的一大特色。布罗迪形容戈达尔在六七十年代的地位，引用了苏珊·桑塔格（SusanSontag），说他是“我们这时代最伟大的文化英雄之一”。Cultural Hero，真是一个久违了的名词。我是在想：嗯，咱这时代呢？咱的文化英雄，不论中外，又会是谁？良久我也想不出来。这，可能就是我们这时代的问题症结所在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