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只身一个觉得孤独寂寞, 我立刻觉得人世间有烦恼许多, 当我对你诉说你却不理睬我, 我便感到你我间有心的隔阂, 究竟是为什么人情难避难躲, 猛然间又看到你的脸色冷漠, 究竟是为什么酒醒梦已残破,只有清晰的眼睛和沉睡的浑噩。——崔健 《为什么》
梁和平第一次见崔健是1985年，在宣武门的地下录音棚，现在已经没有了，“我是去录一个美国翻唱的磁带，崔健和我录同一盘磁带。那时候圈里人都知道崔健唱得不错，现在听他的嗓音可能感觉不出来，但崔健唱英文流行歌非常好，那时候的他不爱说话，不主动跟别人交流。”在梁和平的记忆里，那个时候的中国音乐主要还是以拷贝为主，原创的很少，歌手比的是嗓音和对音乐的理解，“1976年突然开放了，可以直接面对外面了，所有的东西一下就进来了，星星画会、朦胧诗在那时候都出来了，思想一下释放得让无数青年感到有些手足无措。我在中央音乐学院学的是古典音乐，那时候班上就有一些同学开始翻版西方的摇滚，但没有给我带来什么激动，直到1986年听了崔健。”
当年梁和平负责为“百名歌星演唱会”进行排练，“排练的时候是100个人一个一个过，到崔健的时候，我是键盘，他的声音一出来，我的汗毛一下都树起来了，乐队每个人的感觉都是这样的，就好像一个人心里一直期待的一个东西，终于有人把他唱出来了。”梁和平对崔健的《一无所有》有一个评价——相当欧洲文艺复兴时但丁《神曲》的诞生，“崔健那时的反思是彻底的，他把‘我’这个概念准确地提了出来，不少社会历史事件，很多人在说、在批判，但都是在说别人、说外部世界的问题；很少通过这些事件去思考一下自己。”1989年梁和平几个人为崔健策划了一个为亚运会义演的活动，摇滚乐第一次走出北京，去了中国的四个城市。后来巡演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夭折了，但中国摇滚却在广大文化青年中收获了大量的共鸣，“那时很多大学生都给崔健写信，在信里很少能看到他们说什么崔健你很了不起，我很崇拜你的话。大都是谈自己的精神如何迷茫、苦闷，如何地寻找自我和个性等问题。一个民族开始认真地思考自己了。那时崇拜崔健的人很多。”梁和平还记得，一次在崔健家里吃饭时，电话响了，崔健父亲接的电话，“他对崔健说，来电话的叫齐秦。崔健接起电话哼啊的应答了几句，完事吃面条，没说一句话。崔健火了，摇滚火了，尽管还是一无所有，但那时大家的理想没有变。”
梁和平认为搞纯音乐是非常超然的，所以崔健经常会拿起小号吹爵士乐，因为这对他没有负担；而一搞上摇滚，责任感就马上压过来了。“崔健无法躲避他的责任，也正因为这种使命感，崔健被迫压抑，被迫和其他摇滚人一起，为了生存而奔波。”
在梁和平眼里，路过上世纪90年代初辉煌的中国摇滚，因为生存的问题，逐渐走向了行而上，“一个人在挨饿的时候想要得到食物时所做的，跟他在已经生活得很不错，还想要更多时所做的一切，肯定是不一样的。更何况滋养中国摇滚乐生长的土壤变了，变得娱乐而物质了。‘我’的概念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有时两者想法完全不一样，但是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似乎又一样了，这是很奇怪的现象。也就是说，有时你认真，别人并不认真；而当你不认真时，他又认真了。你不可能用你的标准去要求它：说你这不叫摇滚乐，你没有资格。即便它仅仅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表现，也得允许它的存在。”
作为20年中国摇滚的亲历者，在梁和平看来，20年来，中国的摇滚乐队是越来越多，但没有出现更好的，多数是有个性的没德行，有德行的没个性，“也有不错的，去年看了一个叫‘美好药店’的乐队演出，很有想法，很有创意，可以看出现在的摇滚乐越来越多样化了。现在的时代，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很难为现在的年轻人，我们自己的文化被颠覆，外来文化也受冲击，现在的人面临的历史压力超过任何一个时期，过去的摇滚乐表现的思想，现在共鸣少了。而现在的摇滚乐又的确变得很商业、很娱乐，看起来是和摇滚乐的初衷相违，但换一个角度看，我们把原来的矛盾和现在的矛盾放在一起相比较，这不太公正，事在变，人在变，其实坚持本身没有错，只要精神不死就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