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苍保佑吃完了饭的人民 ，上苍保佑有了精力的人民 ，请上苍保佑吃完了饭的人民 ，上苍保佑粮食顺利通过人民 ，真的不敢想要能够活着升天 ，只要能够活下去正确地浪费剩下的时间 ，这要经验还要时间。——张楚《上苍保佑吃完了饭的人民》
黄燎原：诗人、摇滚人、制作人、经纪人、策划人，或者画商，唯一能肯定的是黄燎原从来热衷文化和市场。这个14岁就开始听Beatles的文艺青年，20多年来一直辗转于各种前卫艺术家之间，只是无论他转来转去做什么，身上总背着一个军挎，心里似乎总在惦记着摇滚。从唐朝到二手玫瑰，从2004年的贺兰山到2006年的深圳，黄燎原矢志不渝地在将中国摇滚推向市场，用他的话说：“思想不解放，灵魂不出窍。”
因为有些海外背景，所以黄燎原比一般中国文艺青年接触摇滚乐的时间还要早些，“大概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我就能定期听到一些西方的摇滚乐，当时就是觉得那是一种很奇怪的音乐，觉得特别闹，觉得很适合当时喧嚣的年代。”在黄燎原的印象里那时接收这种前卫文化的人很少，圈子集中在新华社、外交部、文化部的孩子，还有就是家里有人能出国的，文工团的、歌舞团的，和驻华使馆的人，“但起到决定性影响的还是崔健，1986年‘百名歌星演唱会’时，我在现场，我把最大的喊叫扔给了崔健。崔健第一场个人演唱会，我在现场，爱写诗的我和写小说的狗子边喝白酒边咆哮。我无论在什么场合都会说‘感谢崔健’，因为他给我带来了我懂事以后最真实的声音。”
黄燎原自己也录过专辑，据他自己说效果不错，但没有发行，“那是给自己听的，而我给自己的定位是让更多的人听上听懂摇滚乐。”据说，在平面媒体上写中国摇滚乐的前三个专栏都是黄燎原写的，第一个在《北京青年报》，第二个在《新舞台》，第三个在《中华工商时报》，“我做的主要工作是摇滚普及，也只有普及才能让尖端更尖端，前十年我基本没有批评任何中国摇滚乐，因为我觉得即使有人把中国摇滚骂得臭大街，但渗在摇滚骨子里都是芬芳。不知道别人在我的专栏里看出了什么，但写了几年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说了很多，人民见不到绝对是白搭。中国摇滚必须有自己的消费市场。”
1993年，黄燎原成立了汉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艾敬的《我的1997》、陈琳的《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和《摇滚北京》相继出炉，热爱文字和音乐的黄燎原由此真正转行成了音乐制作人，“在这个圈子里我一扎就是20几个年头，所有的风风雨雨有意无意地都吹打在我身上。清高的人骂我世俗，开始我觉得很痛苦，辩解的是所有的艺术都离不开商业。听得多了，我也习惯了，在一次圈里聚会的酒桌上，我拿起酒杯直接就说——我们应该感谢给我们投钱的商人，他们的思想和我们一样伟大。”
1998年一个朋友找到黄燎原，说郑州有个迪厅想做一场摇滚演唱会，让黄燎原帮忙请三支乐队。那天黄燎原喝了点儿酒，听说这事儿时恰逢豪气干云，“三支乐队有什么好玩儿的，要做就搞大点儿，咱们做九支。”没想到朋友跟那边儿一反映，人家说“行”。后来事儿成了，在新乡体育场，到场的有三万多歌迷，投资方投入100万元，门票卖了108万元，创造了摇滚乐集体演出的盈利记录，“我记得当高旗唱起《让每一个夜晚充满爱的火焰》时，观众席被打火机点亮，每一星火苗都像一把燃烧的火炬。”
1999年，唐朝乐队力邀黄燎原做经纪人，那时唐朝的张炬刚去世，出于和张炬喜欢上同一个女孩的渊源，黄燎原答应了，“我就觉得应该让这个乐队过上好的生活。至少得吃饱饭。记得我们第一年就有50多场演出，后来张培仁见到我说，他把唐朝从一个没名的穷人变成了一个有名的穷人，但我把唐朝从一个有名的穷人变成了一个有名的富人。其实，富人也说不上，但唐朝每个人都可以买车买房了。”唐朝之后，黄燎原又经纪了“二手玫瑰”，“那时的我已经更能把握市场了，二手玫瑰不但有演出有专辑，甚至连商标都注册了。”
2004年，离开了二手玫瑰的黄燎原干出了一件可以载入中国摇滚史册的大事，“有朋友找我为银川贺兰山的摩托车旅游节策划一场开幕的摇滚演出，他强调了‘策划’两个字，我知道机会来了。”参与演出的左小诅咒回忆在贺兰山碰见黄燎原的情景，“黄燎原低声地激动地说，赚了赚了！”这次同样以中国摇滚20年为主题的户外摇滚音乐节，在人们怀旧的欢呼中落幕的同时，顺便开启了中国摇滚巡演的序幕。
2006年7月底，黄燎原又垫钱办了深圳的摇滚巡演，“估计不会赔钱。现在很多人都在批判当下中国摇滚的思想性，其实大可不必。”
“中国摇滚的20年是不容易的20年，一直在这个圈子里做事情的人都不容易，它不是一个财富圈，是一个艰难的圈子。在深圳的间隙我和崔健聊天，彼此都在感叹‘没有想到摇滚乐成为我们养老的饭票’，我希望所有摇滚人能坚持住，等50年的时候，做一场‘50摇滚演唱会’，让人们看看，进入市场这么多年，我们没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