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向你展示力量,不再埋葬真实的自己,多情的自卑已不存在,表现的欲望不再闭息,想现在已习惯暴露自己,释放我的情绪,我要走进飘渺的月亮,感受那精神与未来的生。——唐朝《九拍》
80年代那会儿，郝舫学的是哲学，听的是古典音乐。用他的话说，活得还挺“矫情”的。让他折在摇滚乐上的，是美国的大门乐队。电影《现代启示录》的开场和谢幕都被大门乐队演绎得完美。那糅合在猛烈旋律中的诗歌化歌词有如一件精致的艺术品，让郝舫无论如何也放不下了。
学生时代的郝舫，很大一部分时间花在转磁带上。从西边坐公共汽车到东边，就为了转两盘摇滚磁带，是常有的事情。在五道口淘打口带也是过瘾，有一次郝舫遇到一顶级“尖货”，老板硬是开价50元，兜里就揣着60多元的郝舫费尽了嘴皮子磨了一个多小时，还是以50元成交。遇上这种“尖货”，回宿舍第一件事就是先转录一盘，往死里听，原带一般得供着，跟宝贝似的。
很早就接触到国外摇滚的郝舫，还是被崔健的《一无所有》给震了。“糙是糙了点，但是非常的本土化，完全是另一个美学指标。地地道道的中国产物，是可以进入身体的音乐。”郝舫如此评论。
但中国摇滚的问题是，只有一个崔健，一个张楚。“我常常想，为什么作为一个中国人，对外国摇滚的共鸣反而比对中国摇滚的共鸣来得强烈。”感受不到共鸣的郝舫却感受到了中国摇滚的姿态，很多人觉得听摇滚、玩摇滚的就比别人高人一等，非得把自己择出来，那不能够啊。“看看现在听摇滚的长得好看的女孩都没几个，就知道中国摇滚的影响力了。”
关于中国的摇滚，郝舫说，姿态真的不重要。摇滚是娱乐体系的一部分，出来混江湖的，一定是有人捧场也有人砸场，捧场的人多总不是一件坏事。所以，不要总是端着。
也许，我们误解了摇滚，没有混过这个圈子的人，想象不出该以什么样的形容才能容纳下摇滚的惊世骇俗。对世俗的不屑，对平常的反抗，是媒体还是摇滚人自己把自己困在了一个缺氧的屋子里，说不清楚。只是，外面的人看着憋屈，里面的人也不舒坦。但就是这样，谁也不想着伸把手拉开门，让大家都透口气。两边都较上了劲，拧巴地水到渠成。
于是问郝舫，什么是摇滚最本质的东西，“摇滚乐最本质的东西不是叛逆不是干嚎，而是找到年轻人自己玩的东西。摇滚在国外是怎么产生的？在50年代，年轻人觉得现有的音乐玩得不过瘾了，他们要扭屁股、摇身子，便有了摇滚的音乐形式，是个性解放，什么都不在乎，不要有那么多的规矩。”郝舫说，在国外的摇滚音乐节上，人多得上厕所要排队，姑娘们就找了个墙根直接解开裤子方便了，有路过的小伙子倒也不避讳，还作上个鬼脸，就是年轻人式的轻松。
国外摇滚乐队听起来也没那么至高无尚。“某著名乐队的贝斯手，2米多，我跟他照像时，他便歪着身子向你这边靠，很是照顾。欧洲一著名的摇滚乐队，4万多人的演唱会谢了8次台还没下去，到了后台，他们主动问你想喝什么。这样的乐队来了，大家都飞奔着过去，没人想跟这样的正常人较劲。”郝舫说他现在最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给中国摇滚搬把梯子让大家都赶紧下来。“要把中国摇滚打回原型，成为青年人自我创作的娱乐手段。”也许，最初的才是最动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