爵士钢琴家亨利·克劳德大概是她最深爱，关系最长久的情人了，他是个黑人。Nancy Cunard为他痴迷，也为他讲述的美国的种族歧视愤懑，开始着手撰写长篇历史文化作品《黑人》。同时她的母亲对这段关系颇有微词，轻蔑地对一记者说：“你是说，我的女儿认识一个黑人？” 为示回击，Nancy Cunard又在报纸上撰文两篇《有人‘认识’黑人吗？》和《黑人男性与白人妇女的关系》，从此母亲与她断绝往来，剥夺了她的继承权。《黑人》有885页，对非洲历史与文化及全球黑人有纵观的描述，大约是最早的具有全球视角的黑人研究着作，可Nancy Cunard已被踢出上流社会，黑人情人也被视为丑闻，这本书被全然忽略，《纽约时报》只有一篇简单概要，《泰晤士报》报道了她母亲丢失了昂贵手镯，却没提这本书一个字儿。
西班牙内战因为德国和意大利的参与而变成了一场反法西斯战争，文艺分子表明立场是种时髦，Nancy Cunard的一些情人站到了法西斯一边，她站在了另一边。她被《曼彻斯特卫报》聘为战地记者（她精通英语，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和德语），是坚守在西班牙的少数记者之一，写文章抨击弗朗哥暴政，帮助难民离境。一度她被希特勒列在颠覆分子名单中，被弗朗哥政府通缉。更多的，这个被已经被剥夺了财富的女继承人，即使自己都吃不饱饭，也变卖旧财富来接济反法西斯力量。
Nancy Cunard最后的家园，坐落在西班牙边境处的La Mothe，荒蛮而难以到达。因为颠沛、抽烟和酗酒她落下了一身病：风湿、哮喘和神经炎，写点小文章谋生，不出门也不见人。她不算众叛亲离，只是不愿意老友见到她垂朽的生命。一天她因为被风湿折磨外出散步，摔倒在路边，警察发现时，她是个孤独的无名老人，只能送进附近医院。在轮椅上她要来一张纸和一支笔，想写一首诗，随后她晕了过去，慢慢停止了呼吸。
露易丝·戈登教授在采访将结束时发来一封非常长的信，她说受Cunard家族之邀，正准备开始“玛丽女王2号”之旅（归属该家族），在游艇上将进行4个关于Nancy Cunard的演讲。为此她不得不重新阅读这本传记，成书后始终不忍去读，因为那晚年惨景总叫她落泪，葬礼上，抬棺的人比悼念的还要多。Nancy Cunard是个慷慨付出而耻于索取的人，那些曾经似乎蛮重要的事都已不再重要，但她对正义的追求和博爱之心已经改变了这位传记写作者。“我站在她的墓前，似乎体会到一种超常的体验——我正在触摸她的灵魂。那里很热，那里是巴黎，我筋疲力尽。但我因为跟她成为了心灵上的朋友而感到欣慰。”
